从孙杨禁赛看其背后的禁药往事

2月28日，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拒检案”仲裁结果公布。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宣布孙杨败诉。孙杨被处罚禁赛8年，即日生效。

尽管孙杨本人表示已经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但从过往的判例和本案的具体情况来看，获得改判的几率几乎为零。

2018年9月4日晚，IDTM公司（国际泳联授权的兴奋剂检测机构）检测人员到孙杨杭州家中进行赛外药检。现场，孙杨对检查人员资质存疑，检查最终未能完成执行。CAS认为，孙杨当时三种行为失当：让保安砸碎了血样瓶，本人撕毁兴奋剂检测表，不让兴奋剂检查官拿走已采集到的血样。

根据裁决书，国际体育仲裁法庭陪审团一致认为，在证据齐全的情况下，孙杨违反了国际泳联相关法规的第2.5条（对药检过程中的任何环节进行干扰和破坏），单就此事而言，孙杨最多将被禁赛4年。

最后被判8年是因为2014年的一桩往事。2014年5月，孙杨在国内的游泳比赛上被查出尿样中含有违禁物质曲美他嗪。根据规定，对于第二次违规的运动员，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可以提出最高两倍的禁赛要求。

2月29日，孙杨的母亲杨明在朋友圈发表长文，特别提及此事。根据她的描述，孙杨自从2008年出现心肌缺血的情况后，一直遵照医嘱服用曲美他嗪，这在当时并不算是禁药。2014年，WADA将曲美他嗪列入了禁药名单，但中国《2014年版反兴奋剂禁药名单》和《运动员手册》中都没有对此进行更新，这才造成了孙杨“误服”禁药的结果。

这在体育圈里并不是个例。2016年1月，俄罗斯网球名将莎拉波娃也是因为服用了刚刚被列入禁药名单的米屈肼，遭到了禁赛15个月的处罚。曲美他嗪和米屈肼非常类似，都是用来治疗心肌缺血引发的心绞痛等疾病，属于临床常用药。但另一方面，它们也确实都有提升运动表现的功能。

当临床常用药品被列入禁药名单，如何在合理用药需求和体育竞赛公平之间达到平衡，是摆在运动员和反兴奋剂机构之间的一道难题。

曲美他嗪是什么

孙杨所服用的曲美他嗪是一种心脏病常用药，常用于治疗由心肌缺血引发的疾病。

人的心脏收缩需要消耗能量，心脏产生能量的途径，一是有氧代谢，即通过脂肪酸分解来合成；二是无氧代谢，通过葡萄糖分解来合成。曲美他嗪的药理机制是，抑制脂肪酸分解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的酶，从而抑制有氧代谢。同时，它会补偿性地增加葡萄糖的无氧代谢，维持能量供给。简言之，就是让心脏在缺氧条件下还能够正常运行。

正因为如此，曲美他嗪一直是治疗暴发性心肌炎、心力衰竭、心绞痛等心脏疾病的临床常用药，也是中国《慢性稳定性心绞痛诊断与治疗指南》中的推荐用药。

但另一方面，由于曲美他嗪具有心脏功能增强剂的特性，它也被发现有助于提高某些体育项目的竞赛成绩，尤其是游泳、长跑、自行车这一类高强度的耐力型运动。

从2014年开始，WADA开始将曲美他嗪列入禁药名单。在WADA的规则里，决定一种药物是否被禁有三条参考标准：一是该药物是否有增强运动表现的效用，二是这种药物是否会损害运动员的健康，三是使用这种药物是否违反了体育精神。只要满足三条中的两条，就有被禁的可能。

曲美他嗪安全性好、耐受性高，不符合第二条标准，但符合其它两条。2014年，WADA把它列为禁药中的特殊刺激剂（S6）。所谓特殊刺激剂，是指该药品在医疗中比较常见，容易引起误服，而在大剂量使用的情况下，也确实能够起到提高运动表现的作用，所以有被滥用的可能。对于这类药品，WADA实行半严格管理，即只禁止运动员在比赛期间服用，其它时间则不作限制。

不过，仅在一年后，WADA对曲美他嗪的管制升级，将其列入新创建的激素及代谢调节剂一类，运动员无论赛场内外都禁止服用。

关于WADA的这一更改，一种通俗的解释是，由于曲美他嗪的体内半衰期很短，只有7 到12 个小时，有心作弊者只要赛前一天不服药，就不会被查出。这也意味着如果仅仅把它作为特殊刺激剂来管理，并不会对滥用此类药物起到多大的限制作用。

误服不断的禁药

事实上，在WADA的禁药名单里，有相当比例都是临床常用药品，结果就是运动员“误服”禁药的现象时有发生。

WADA每年更新的《禁用药物清单》，其中绝对禁止的有9大类，分别为蛋白同化制剂(S1)、肽类激素、生长因子及相关物质(S2)、β2-激动剂(S3)、激素及代谢调节剂(S4)、利尿剂和其他掩蔽剂(S5)、刺激剂(S6)、麻醉剂(S7)、大麻(酚)类(S8)和糖皮质激素(S9)，涵盖药品上百种，其中不乏临床上使用非常广泛的基础用药。

一个和孙杨颇为接近的案例，是俄罗斯网球名将莎拉波娃。莎拉波娃是5个大满贯女子单打冠军得主，职业生涯5次登顶WTA，多次蝉联《福布斯》全球收入最高的女运动员榜首。

2016年，尚处职业巅峰的莎拉波娃遭遇禁药危机，因为服用了一种名为“米屈肼”的心脏病药物，她在当年1月份澳网的药检中被查出阳性，之后被国际网联处罚禁赛两年。

从药物机制上来看，米屈肼和曲美他嗪极为类似，都是通过促进无氧代谢来提高人体耐力。莎拉波娃从2006年就开始服用这种药物，用于治疗心率不稳等疾病。2016年，米屈肼被WADA正式列入禁药名单，和曲美他嗪同属于代谢调节剂一类。

莎拉波娃也表示自己是“误服”，是由于自己的医疗团队没能及时查看更新的禁药名单，才导致了这一结果。这一辩护为她减去了9个月的禁赛期（实际禁赛15个月）。即便如此，在2017年复出以后，30岁的莎拉波娃状态不再，多次因伤退出比赛，最终于今年2月宣布退役。

还有一个令人唏嘘的案例，发生在另一位中国游泳运动员身上。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被视为中国泳坛希望之星的陈欣怡以个人最好成绩夺得女子100米蝶泳第四名，但在赛后的药检中，她被查出氢氯噻嗪阳性，受到了国际泳联禁赛两年的处罚。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众所周知，氢氯噻嗪是一款经典的降压药，原理是通过把血管里多余的水经由肾脏排出，达到降低血压的目的。因为价格低廉，降压效果确切，氢氯噻嗪在国内应用很广。

乍看之下，它和兴奋剂毫无关系。但在WADA的规则里，兴奋剂并不单指能够提高运动能力的药物，而是泛指所有能够改变运动成绩的药物。氢氯噻嗪属于利尿剂，它能够帮助运动员迅速减轻体重，从而在举重、格斗这类以体重分级的项目中获得优势。另一方面，它还可以增加尿量，达到稀释或者加速体内违禁药物排泄的作用，因此也被称为“禁药的掩蔽剂”。

合理用药与反兴奋剂的矛盾

尽管有明确的禁药名单和规则，但WADA自从1999年成立以来，就始终受困于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他们需要区分出运动员服用被列为禁药的药物，究竟是为了治疗疾病还是获得某种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在WADA的禁药名单里，有一种药叫做沙丁胺醇，这是一种治疗哮喘的药物，有助于支气管扩张，提高氧气摄入。由于沙丁胺醇对哮喘患者实在太过重要，WADA在把它列为禁药的同时，还专门为它设定了豁免值（允许在尿检中沙丁胺醇的浓度不超过1000ng/ml）。

2017年，WADA遇到了一个至今还饱受诟病的案例。

当年9月，四届环法自行车赛总冠军，英国车手弗鲁姆在一次比赛后被查出过量使用沙丁胺醇，尿检浓度达到了2000ng/ml 。对此，弗鲁姆的解释是：在比赛中，他的哮喘症状加剧，按照队医的建议，他加大了沙丁胺醇的剂量。

如果按照规则，弗鲁姆的违规行为确凿无疑。在此之前，曾有一名意大利车手因为类似的药检结果被处以禁赛9个月，但考虑到比赛中的实际情况，WADA最后还是给弗鲁姆出具了“没有违规行为”的调查意见。

当这种案例越来越多地出现时，WADA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治疗用药豁免。意思是，当某个运动员用来治疗或缓解疾病的药物被列入了禁药名单，他可以通过治疗用药豁免来获得使用该药物的权利。申请豁免的条件非常严苛：一是证明如果不使用禁药将严重影响健康；二是药物不会提高竞赛成绩；三是不存在合理的替代方案。

多数情况下，第一个条件比较容易满足，后两个则很难论证。以孙杨服用的曲美他嗪为例，首先，它确实能帮助运动员提升缺氧状态下的运动能力。其次，曲美他嗪也不是治疗心肌缺血的唯一药物，甚至不是主要药物。

这个办法很快又被证明存在漏洞。2016年，俄罗斯黑客组织“魔幻熊”侵入了WADA的数据库，他们在保密医疗档案中发现，很多著名的美国运动员都拥有“治疗用药豁免权”，这一情况在此前并不被人们所知晓。

根据“魔幻熊”公布的资料，美国网球名将威廉姆斯姐妹和体操名将拜尔斯都有过数年的用药豁免纪录。其中，威廉姆斯姐妹服用的多为泼尼松一类的糖皮质激素，这类药多用于镇痛消炎，但也可以提高中枢系统兴奋性，缓解运动疲劳。拜尔斯服用的安非他命则属于刺激剂，能够调节肾上腺素水平，集中注意力，这对于体操运动员来说至关重要。

尽管此后WADA作出官方回应，表示这些运动员取得豁免权合理合法。但“魔幻熊”的爆料，引起了体育界对“治疗用药豁免”机制的大讨论。人们意识到，这一豁免权可能会让一些不诚实的运动员有空可钻。

来源：八点健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