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29次授予传染病领域：拉斯克奖历史告诉我们如何应对新冠

人类史，也是一部传染病对抗史。

天花、黑死病、西班牙大流感的大流行，以及正在流行的新冠病毒，都向我们展示了传染病的可怕。而现代医学也不曾停下攻克这些疾病的脚步。

202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花落传染病领域，医学领域的另一座「圣杯」-拉斯克奖却在前不久因新冠大流行而宣布2020年度奖项停发。但在历史上，拉斯克奖曾多达29次颁发给了传染病领域的重大进展（完整名单见文末），其中也包括今年的新晋诺奖得主Harvey J. Alter, Michael Houghton和Charles M. Rice。

近期，《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也特别发表一篇文章，指出“反思和赞扬拉斯克奖折射的传染病对抗史，不失为填补空白的一种方式”。今天，就让我们回顾星光璀璨的拉斯克奖历史上那些传染病领域的巨匠们，以及他们带来的重要突破。

截图来源：JAMA

首个拉斯克奖：梅毒

1946年，历史上首届拉斯克奖的获奖名单上，出现了传染病学家John F. Mahoney的名字。

作为美国海军医院的性传播疾病专家，John F. Mahoney注意到1943年发表在JAMA的一项研究报道青霉素可以治疗淋病。受此启发，John F. Mahoney迅速将青霉素尝试应用到梅毒的治疗中来，并在同年公布了最新发现：青霉素肌肉内注射能够有效且快速的治疗梅毒。至今，长效性青霉素肌肉内注射依旧是全球数千万梅毒患者治疗的“金标准”。

3年后，John F. Mahoney因为这个发现获得历史上第一个拉斯克奖。这个今后在医学届举足轻重的奖项，也与传染病结下了不解之缘。

流感

一年后，美国学者Thomas Francis Jr因对流感研究而成为拉斯克奖颁奖台的主角。

每年感染数以亿计人的季节性流感，导致了每年300-500万的重症病例，以及29万到65万患者死亡。如果没有流感疫苗，这些数字或许会成倍增长。

图片来源：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Thomas Francis Jr主导了乙型流感病毒的发现，并于1936年在JEM上报道：病人在感染流感后产生的抗体，能够有效防止流感的再次感染。该发现直接促进了流感疫苗的诞生。

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实现对流感传播的完全控制，但随着疫苗开发和推广的进一步完善，相信这项Thomas Francis Jr未竟的事业能离目标更近一步。

四度夺魁：脊髓灰质炎

在拉斯克奖的历史上，同一种疾病的研究多次获奖的情况并不罕见，但从未有一个疾病像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一样受到拉斯克奖的“偏爱”。

图片来源：Science

1949年，来自哈佛医学院的John Franklin Enders, Thomas Huckle Weller 与Frederick Chapman Robbins在Science报道了他们成功在人体组织中实现了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体外培养，为脊髓灰质炎的攻克奠定了重要的“原料”基础。5年后，John Franklin Enders获得了拉斯克奖，同年，这篇论文的三位作者分享了1954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在Enders获奖一年后。流感疫苗之父Thomas Francis Jr的学生Jonas Salk研制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脊髓灰质炎疫苗，并直接放弃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专利。他的疫苗以及无私也让他在1956年获得了拉斯克奖。

Salk疫苗的推广，使得美国的脊髓灰质炎发病率在三年内下降了86%，美国畸形儿基金会在这项工作中居功至伟。其负责人Basil O'Connor，也因为在推广脊髓灰质炎疫苗中的突出贡献，在1958年被授予了拉斯克卫生服务奖。

几乎在同一时间，Albert B. Sabin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口服疫苗因其便捷，迅速成为了主流疫苗类型。Sabin也因此获得了1965年拉斯克奖。

肝炎

在拉斯克奖历史上，在获奖数上能与脊髓灰质炎一较高下的还有一个领域，那就是病毒性肝炎。

病毒性肝炎每年在全世界范围内导致140万人死亡，其中乙肝占80万，丙肝占40万。在甲肝和乙肝的传播途径识别中做出突出贡献的Saul Krugman，与疫苗领域的泰斗、乙肝疫苗的发明者Maurice Hilleman共同获得了1983年的拉斯克公共服务奖。今年新晋诺奖得主Harvey J. Alter与Michael Houghton则因丙肝病毒的发现与诊断，被授予了2000年拉斯克临床医学奖。

2020年的另一位诺奖得主Charles M. Rice，因优化丙肝病毒研究工具与Ralf F. W. Bartenschlager，以及世界首个能够治愈丙肝药物的发明者Michael J. Sofia分享了2016年拉斯克临床医学奖。

同脊髓灰质炎一样，拉斯克奖同样见证了人类对抗病毒性肝炎的历史。

消化性溃疡

说到拉斯克奖与诺贝尔奖的双料得主，就不得不提起另一位传染病泰斗，Barry J. Marshall。

据估计，在中国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种细菌可以导致消化性溃疡以及胃癌，但在二十世纪末期，人们并不知道细菌与消化系统疾病之间的关系。正是当时备受质疑的Barry J. Marshall喝下自己培养出来的幽门螺杆菌，才证实了这就是消化性溃疡致病菌。Barry J. Marshall也为这个「壮举」获得了1995年的拉斯克临床医学奖，10年后，他也与合作伙伴分享了2005年诺贝尔医学奖。

HIV和艾滋病

1983年，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Luc Montagnier从艾滋病患者中分离出一种逆转录病毒。1984年，美国学者Robert Gallo在Science上连发4篇论文，报道了他们在艾滋病患者体内分离出一种全新的病毒，并确认这种病毒可以导致艾滋病。他们的发现也帮助二人在1986年获得了拉斯克临床医学奖。值得注意的是，同年，中国籍黎巴嫩裔医生马海德因在中国性传播疾病防控中所作的贡献，获得了拉斯克公共医学奖。

2007年，在美国新冠疫情防控中担任重要职位的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Anthony Fauci，也因推动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获得了拉斯克公共医学奖。这项计划旨在给全球受艾滋病影响严重的国家提供援助，在全球艾滋病防控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由于HIV的发现与相应防控措施的采取，全球HIV新增感染人数已经连续多年出现了下降。基础科研进展的积累，也推动了突破性疗法的发展，极大改善了艾滋病患者的寿命和生存质量。

HPV和宫颈癌

人类乳头瘤病毒（HPV）导致了全世界99.7%的宫颈癌，后者每年在世界范围内导致数十万人的死亡。二十世纪末期，美国学者Douglas R. Lowy 与John T. Schiller 携手主导了HPV疫苗的研发，当时的发现也催生了如今我们熟悉的HPV疫苗Gardasil与Cervarix。二人也在2017年获得了拉斯克临床医学奖。

2020年1月，《柳叶刀》上背靠背发表两篇论文，报道了随着HPV疫苗与宫颈癌筛查的普及，人类有希望在100年内将宫颈癌的发病率与死亡人数减少99%。

拉斯克奖对新冠的启示

虽然对于大部分传染病，我们暂时还没有有效的疫苗或治疗方案。但在拉斯克奖74年的历史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在与传染病的战争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论是天花的彻底消灭，还是正在进行的宫颈癌与肝炎战役，都说明人类应对传染病的手段越来越多。

▲拉斯克奖传染病领域获奖名单（信息来源：参考资料[1]；翻译：医学新视点）

尽管今年的拉斯克奖因疫情停发，但她的光辉历史告诉了我们如何应对新冠。无论是对疾病机理的深入理解，还是对治疗方法和疫苗的研发，在这场全球的新冠战争中都至关重要。那些在对抗新冠的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也有希望站上拉斯克奖未来的领奖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