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岁的澳大利亚植物学家古道尔没患什么致命疾病，却因为衰老感受不到任何活着的美好。三次自杀未遂后，他远赴重洋，只求给自己不快乐的晚年一个“安乐”的结尾。

北京时间2018年5月10日18时30分。瑞士巴塞尔。 一家名为“生命循环”的诊所里，104岁的大卫·古道尔正在静静地享受他与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刻。

一支灌满了戊巴比妥钠药剂的注射器已经准备好。这是一种麻醉药物，可一旦过量，就会有致命危险。因此，它也被用来作为安乐死的药物。

在他的学术生涯中，Goodall博士撰写了100多篇研究论文，更是成为了澳大利亚勋章（The Order of Australia）的一名荣誉成员。在65岁退休后，他成为了《世界生态系统》（Ecosystems of the World）的杂志主编，编排大约30刊杂志，其中包括来自全世界各地500位学者的作品。到2014年前也一直有在各个杂志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直到2017年…

4月4日，是古道尔104岁生日。

那天，七八位亲友聚在一起为他庆生。他们开了香槟，准备了他最爱的芝士蛋糕。

然而，在亲友们齐唱《生日快乐》歌时，古道尔窝坐在轮椅上，呆呆地看着杯里冒着气泡的香槟酒，怅然若失。

他并不为自己的长寿感到高兴。

“我一点儿也不快乐，我想去死。”古道尔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对着镜头微微皱眉，布满皱纹和老年斑的脸上，露出孩童般的嗔怪。

尽管他掉了许多牙，说话时口型不能正常地开合，言谈之间发音有些含糊，但说到死亡，他意志明确。

直到去年，作为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的一名荣誉助理研究员，古道尔还在离家不远的一间小屋子里，穿着粉色格纹的短袖衬衫和青色长裤，佝偻着背，眯着眼凑向电脑屏幕，无偿地做着文字研究工作。

出生于英国伦敦的古道尔，幼时移居澳大利亚，在澳洲是颇有声望的植物学家和生态学家。他一生钻行于山水草木之间，痴迷于那些大自然中姿态各异的生命体。

古道尔曾获过3个博士学位，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还编撰了30册的系列图书《世界生态系统》。2016年，为了表彰古道尔在科学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政府授予了他澳大利亚勋章。

他一共结过3次婚，有4个孩子和12个孙子，晚辈们都很爱他。但古道尔视独立自由高于一切。他不喜欢有人24小时都看着他，更别说找个陌生人来当看护。所以，他一直独居在澳大利亚珀斯市的一套一居室内。

在102岁时，古道尔还在位于大学校园内的办公室上班。每周有4天，他会背上双肩包，花费90分钟转两趟公交车外加一趟火车，到办公室工作。

平日里，古道尔喜欢每周去读书小组和老朋友聚会，读一读莎士比亚，朗诵他喜欢的诗句。他甚至还在一家剧院里演出过话剧，跟一群年轻演员对戏。

多年过去，古道尔人生中大部分的朋友都已去世，而他却以超出常人想象的健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的晚年生活都无可挑剔。

直到身体亮起的红灯，一点一点吞噬他生命的乐趣。

94岁时，由于日趋下降的视力水平，他被收去了驾照。自那以后，他每日通勤不得不依靠公共交通。他甚至最终被迫放弃了在剧院的演出，因为他没办法自己开车，去参加晚上的排练。

在他看来，这是独立被剥夺的象征。

这对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后来接受采访时，古道尔坦言，他更希望在驾照被没收时，就终止自己的生命。无法自由控制自己的生活，对他而言，如同施刑。

在他104岁生日前夕，古道尔遭遇了更严重的身体问题。

2018年年初，古道尔不小心在家里摔了一跤。虽然没有怎么受伤，但日渐萎缩的躯干，让他没有力气从地上爬起来。他试图努力呼救，然而，并没有人能听见这位独居老人发出的声音。

等到清洁工来打扫公寓时，古道尔已经在地板上待了整整两天。

在医院经过检查，古道尔并无大碍。“他们发现了一两处很小的伤口，在上面贴了医用胶布，基本没什么问题，”古道尔说，“但是他们认定我没有生活自理的能力。”

医生命令他，之后不能再乘坐任何公共交通工具，甚至不准他在没人看管的情况下自己过马路。“他们这样限制我让我很生气。”在他眼里，这是一种没有尊严的生活。

自那以后，古道尔彻底不能够再继续工作。他每天的生活就是早上起床，吃早餐，呆坐到中午，吃点午饭后继续在轮椅里坐着，直到日落。

“这种生活有什么盼头？”这个声音在他心里日趋放大。

古道尔的女儿凯伦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她曾告诉记者，父亲的事业，是支持他活下去的动力。

“他的工作就是他的爱好，也是他的激情所在，”凯伦说，“没了工作，对他而言就失去了生命的意义。”

所以，当他因为高龄而面临工作能力的质疑时，无疑给他又压上了一层厚厚的稻草。

2016年，古道尔服务了近20年的埃迪斯科文大学突然通知他，鉴于学校很多师生对于他的健康和安全表示担忧，他每天往返通勤也存在很多风险，建议他终止工作，离开学校

古道尔当即对学校提出抗议，认为此举是对老年人的歧视。“这件事让我很郁闷，这是变老带来的影响。如果不是因为我老，他们才不会提出这种问题。”

这件事在当年曾轰动一时，频频登上当地的报纸版面。“我希望我的案例，能够激励那些虽然像我这样高龄，但依然可以继续在各自领域深耕的人们。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他们有权获得每一个继续工作的机会。”古道尔说。

在女儿凯伦看来，父亲比那些年龄可能只有他四分之一的人，要聪明机敏得多。她拒绝了校方让父亲请看护的要求。

“我们所有人都会变老的，难道仅仅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像以前那样灵活了，就阻止我们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吗？就要把我们送到养老院去待着，就必须得请个看护了吗？”

在古道尔一家的极力抗争下，校方作出妥协，但要求古道尔必须搬离现在的办公室，找另一个离家近的地点办公，平时只有在开会的时候才能去学校，还必须有人在旁陪护。

古道尔只能从命。搬办公室那天，他拿出纸箱，手臂颤抖着，一摞一摞地仔细打包他那满架的书籍。

那是让他心碎的时刻。这意味着他再也不能常常见到学校里的老伙计们，不能再自由地出现在他熟悉不过的校园里了。

古道尔的世界变得更小了。

如今，只能坐在轮椅上被人推来推去的生活，再也让他看不到生活的美好。他希望自己不要被人当作老弱病残去对待，希望能好好地跟人聊点有意思的事情，至少能像以前那样，搭个巴士去市区。

“我曾经的生活都是在田野之间，而现在我甚至都不能自己出门，”古道尔在巴塞尔的酒店里接受CNN独家采访时说，“我多希望我还能再走到灌木丛中，但你看看我现在周围都是些什么。”

这些从前视若寻常的事情，他无法再办到了。

于是，古道尔开始了自己的死亡计划。

他曾经尝试了至少3次自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成功。最终，他决定寻求专业帮助。他联络了“解脱国际”的老朋友们。

早在20年前，越来越糟糕的视力和体能，让古道尔早早有了终结生命的念头。他在那时就加入了安乐死倡议团体“解脱国际”，成为了其中的成员。

104岁生日时，面对媒体的镜头，比起庆祝长寿，古道尔更希望能倡导一下自愿安乐死的必要性。

“一个人应该有选择如何度过下半生的自主权，”古道尔说，“如果一个人选择自杀，那也无可厚非。我觉得任何人都没理由阻拦他。”